任何一种艺术形式，只有当它反映了人民的心理愿望，满足人民的审美要求，它才能得到发展；否则就会衰落、消亡。这是已被历史事实一再证明了的客观规律。戏曲艺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。在极其恶劣的生存条件下，所以能够“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”，在艺术上不断地发展，正是因为它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理愿望，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和人民群众保持了密切的精神联系。

新中国成立以后，我们对戏曲艺术进行了大力的改革，但就戏曲艺术的基本面貌来说，它依然没有完全改变旧时代的形态。戏曲表演艺术的行当和程式中所蓄存的表演经验，多数是适应表现旧时代的社会生活和人物的思想风貌，特别是那些历史悠久的古老剧种。时代改变了，人们的精神面貌和审美兴趣也必然随着改变。戏曲艺术能否更好地反映新的现实生活，人们的新的思想感情，满足人民群众新的审美要求，它既是一个理论问题，也是一个实践问题。从理论上回答这一问题是肯定的，戏曲表演艺术是一个有规律可遵循的表演体系，行当和程式既能完美地表现古代生活，当然也应该很好地表现现代生活。说它是一个实践问题，是由于它毕竟是在封建社会的土壤产生的，它原有的行当、程式都是为了表现当时的人物和社会生活而逐渐形成的，因而不能要求戏曲表演艺术能立刻完美地表现现代生活。因为它还缺少表现现代生活的新经验，这是需要通过舞台实践不断去创造积累的。

戏曲表现现代生活的问题，它的实质仍然是继承与革新的问题。重要的是我们要对继承与革新的问题有一个正确的理解。所谓继承，不应该单单是指抢救遗产、保存遗产，更主要的是指对传统戏曲艺术表现规律的学习和掌握；所谓革新，不应该是脱离传统戏曲艺术基础的革新。只有这样理解继承与革新的关系，才能使戏曲艺术得到正常迅速的发展。新中国成立三十多年来，各个剧种在反映现代生活方面已经取得了相当丰富的经验，如京剧《红灯记》、《芦荡火种》、《杜聘山》，豫剧《朝阳沟》，越剧《祥林嫂》，吕剧《李二嫂改嫁》，湖南花鼓戏《三里湾》、《张四块》，等等。它们在反映现代生活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，他们的经验是值得借鉴的。

首先，我们看到不少戏曲剧团怀着极大的热情，在表现现代生活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。有些剧团试图以斯坦尼表演方法取代戏曲行当，但大都不能收到令人满意的舞台效果。这是因为取消了行当，便取消了戏曲表演的特色，从整体上看也必然削弱戏曲艺术的特色，不像戏曲而像话剧了。因此，用简单的取代的方法不是好办法。有些剧团在这方面所以能取得一定的成就，也还是由于他们创造性地运用行当去表现现代生活，保持并发扬了戏曲艺术的特色。比如中国评剧院近年演出的《故都春晓》和最近演出的《野马》，便做了上述两种有益的尝试。前者企图摆脱行当的束缚，较多地运用话剧的表演方法去塑造人物形象，结果没有获得预想的舞台效果。而在《野马》的排练过程中，演员们有意识地运用行当去塑造舞台形象，造成了人物性格的鲜明对比，收到了较好的舞台效果。他们从多次实践中进一步认识到以行当为表现手段的戏曲表演方法，有它独到的长处，不是用其他表演方法可以简单取代的。

其次，是关于如何运用行当和程式的表现规律去塑造新的舞台形象的问题。如前所述，旧行当和旧程式是旧的社会生活的产物，要原封不动地使用它们去表现新人物，势必造成内容与形式的矛盾，不可能达到塑造新人物的目的。许多戏曲演员在运用行当的表现规律塑造新人物方面，取得了不少成功的经验，这些经验概括起来是一句话，叫“脱胎变形”。

这里有两种情况：一是运用旧行当，根据新人物的性格特征加以发展。比如已故的著名演员裘盛戎在京剧《杜腾山》中扮演的乌豆，以他的净行为基础，根据剧本提供的乌豆的性格特征，将净行的表演程式稍加变化，便成功地塑造了这个自发的、性格豪放的农民领袖的英雄形象。二是对旧行当的综合使用。比如在京剧《沙家滨》中赵燕侠同志扮演的阿庆嫂和马长礼同志扮演的刁德一，都是综合使用旧行当塑造新人物。单纯地运用“青衣”行当，不足以表现阿庆嫂这个有丰富斗争经验，善于和敌人周旋的勇敢、机智的性格；单纯地使用花旦行当，又不足以表现她的大义凛然、压倒敌人的英雄气概，赵燕侠同志熔青衣和花旦于一炉，成功地塑造了阿庆嫂这一临危不惧、胆大心细的党的地下工作人员的典型形象。同样，马长礼同志塑造的刁德一，单纯地使用生行，不足以表现这个反面人物的阴险狡黠；单纯使用丑行又会流于轻浮。他同样把生丑两行融合在一起，成功地塑造了这个心毒手辣的反面人物形象。不少演出都取得了这种经验，在这里就不一一例举了。

戏曲表演艺术的遗产十分丰富，创造性地继承和运用，将是大有可为的。程式是行当外在的表现手段，不同的行当拥有不同的程式，在创造新行当时，必然要同时创造新程式，在这一方面许多戏曲演员取得了同创造新行当相近似的经验。一是对旧程式的充分利用，并根据新的生活内容加以发展变化。比如在京剧《智取威虎山》中杨子荣的马舞和小分队的滑雪舞蹈动作，它们都脱胎于传统的程式动作——“马趟子”和“滑步”，根据新的生活内容加以发展创造出来的。它们既没有脱离戏曲艺术的表现特点，又使人感到它们是崭新的东西。二是创造新程式。现代生活中有许多动作是过去生活中所没有的，也必定是旧程式中所不见的。遇到这种情况只有创造新程式。这是有困难的，但是有些演员也取得一些成功的经验。

比如湖南花鼓戏《张四块》，扮演张四块的演员张建军同志，为了创造骑自行车的程式动作，他用心地探索了骑马程式的产生过程，终于摸索到骑马程式的表现规律，并且引用这种规律，相当成功地创造了骑自行车的新程式，获得了很好的演出效果。他的做法对于我们是有启发的。当然我们在创造新行当、新程式方面，还没有取得完整、系统的经验，许多问题还有待于从实践中进一步去解决。比如表现现代生活，继续沿用生、旦、净、丑这几个基本行当类型，显然是不能适应新的生活内容了，有人用“青年妇女”、“老年妇女”、“男生”、“粗犷男生”等作为新行当的基本类型。但是它们是否能概括新的现实生活中各种不同类型的人物呢？却是值得探讨的。

总之，在传统表演艺术的基础上，如何建立更为科学、系统的表演体系，仍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。但是我们坚信从新的现实生活出发，通过舞台实践，不断地革新、创新，不断地总结经验，必将创造出崭新的表演风格，建立起更为科学、更为系统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戏曲表演体系，进一步满足人们新的审美要求。人艺术的桂冠，永远属于勇于创新的革新者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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